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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一心为民的“谢青天”
发布时间:2014-12-31 文档来源:县委组织部 字体:

谢觉哉,“延安五老”之一,曾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1959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成为继沈钧儒、董必武之后的第三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是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他一贯主张依法办事,指出“没有法制就谈不上什么民主”。他强调人民法院应该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时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经常亲自审理案件,纠正了不少冤案、错案,被百姓誉为“谢青天”。

敢于开刀的谢胡子

在中央苏区时期,谢觉哉就以其一心为民的形象,受到了苏区人民的衷心爱戴。在中央苏区,凡是和谢觉哉接触过的同志都知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是他工作中用得最多的口头语。谢觉哉一直十分注意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对来自地、县、区、乡等基层单位的同志,谢觉哉总是热情接待,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谢觉哉更是竭尽全力,从不推诿。遇有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谢觉哉也实事求是地和来访者说明具体原因,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从不草率行事。来自基层的同志,无不被他认真负责、热情服务的精神所感动,都对他表示感谢,但谢觉哉总是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谢觉哉情系百姓,嫉“贪”如仇。他起草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成了我党惩治腐败的第一项法制条文。193311月,谢觉哉来到瑞金县检查政府工作。他对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时间很紧,只有半天工夫,所以只能听听面上汇报,了解主要情况,但是汇报要实事求是,不能有半点虚假。可是,杨世珠在汇报时,只夸夸其谈工作成绩,闭口不谈存在问题,还一口一声“老首长”、“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讨好奉承地套近乎。谈及财政收支账目时,杨世珠或所答非所问,或前后矛盾,怎么也说不清楚,这不禁引起了谢觉哉的怀疑。

中午时分,瑞金县苏维埃财政部长蓝文勋大摆酒席,说是为中央领导接风,当场便遭到谢觉哉的指责。他说,毛主席每天的生活标准也只有3钱盐、2钱油、8两米,他办公到深夜,都是以南瓜充饥。在苏区,谁也不准搞特殊,更不允许用公款吃喝。谢觉哉见到杨世珠、蓝文勋等一片慌乱神色,心中的疑点更多了。为了弄清真相,他趁午后休息时,走访了两位老干部,果然发现问题严重,于是马上派人向中执委作了口头汇报。

下午,谢觉哉在县苏维埃常委座谈会上突然宣布:延长检查时间。翌日,中执委便派来工作组通过突击查账,发现会计科科长唐仁达吞蚀各基层单位上交的节省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以及隐瞒对财主的罚款等,共有34项之多,合计大洋2000余元。还顺藤摸瓜挖出了集体贪污款,数额高达4000余元。

谢觉哉愤怒了。他平时慈眉笑眼、从不轻易发脾气,是大家公认的“好老头”。他在县常委会上声色俱厉地对杨世珠、蓝文勋等呵斥道:“你们称得上是共产党员、苏维埃干部吗?当前战争够残酷的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节省每一个铜板、每一斤口粮支援前线,想不到瑞金县竟有用群众血汗养肥的贪污吏!”接着,谢觉哉代表工作组责令杨世珠、蓝文勋停职检查,并宣布将唐仁达逮捕法办。谢觉哉结束检查后,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十分赞赏他的果敢措施,认为惩贪治腐就必须这样雷厉风行,当机立断。为了从根本上铲除丑恶,谢觉哉又对毛泽东建议:“必须立法建规,昭示天下,以便广大群众监督。”毛泽东听了,沉思片刻说:“好,你谢胡子敢于开刀,我毛泽东决不手软!”

几天后,谢觉哉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项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长)何叔衡等人讨论研究,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

此项《训令》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于19331215日颁布实施。此后,全苏区开展了“执行《训令》、反贪倡廉”的群众性运动。在此威慑下,一些犯有贪污罪行的人纷纷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萍乡、上饶等地区,还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去政府坦白的事例。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十分形象、生动地记叙了这个情景:《训令》如霹雳,震得天敌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

解放后,谢觉哉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还常常回忆这段往事,称当时的《训令》尽管不完善,较粗浅,但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最早制订和颁布的法制条文。

公正执法的楷模

谢觉哉一生致力于司法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新中国法典制订倾注了大量心血。谢觉哉在公正执法、严肃执法和科学执法方面也颇有研究。在延安时期,谢觉哉经常亲自批复案件,纠正原判中的一些错误。然而,原判机关怕破坏司法机关的威信而常常不愿改判。谢觉哉便向判案人员讲述清朝的方法:前清判案时把批文挂在衙门上,上诉人抄着批文,就可以推翻原审衙门的判决,而原审衙门便管不着上诉人。谢觉哉严肃地指出,封建时代判案都能这样,何况我们现在!“司法威信的建立,在于断案的公正和程序的合法,不在于改判与否上”。

谢觉哉坚持在判案中要“敢碰要人”。在延安时期,发生了一件要案,主犯是个有革命资历的人物。谢觉哉根据事实和法律,坚持要判刑事处分。有些人以权势相威胁,但谢觉哉并不屈从,便把处理意见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此等原则立场我们决不能放松,不管犯错误的是何等样的好朋友与好同志。谢觉哉便协同边区司法机关,判了那个主犯徒刑。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总务科科长因“贪污”问题被关押起来,准备判刑。谢觉哉从多方面调查,亲自讯问总务科长,要他平静下来,细细逐件回忆贪污的情形,然后帮他一宗一宗来计算,果然找出了案中的症结所在。原来,总务科长给边区政府大食堂买猪的一笔钱忘了上账,而猪又是大家见到的,肉也吃掉了,可账上没有这笔钱。真相大白,总务科长被无罪释放。谢觉哉感慨地说:“我们少一个犯人,就多一份力量。”

即使是判了刑的犯人,谢觉哉也认为他们只是犯了罪的“人”。谢觉哉经常向司法人员讲“犯人也是人”,而且他们“是社会上不幸的人”,只是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使他们成为犯人,其实这对犯人本人及其家属,都是不幸的。因此,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应该多一些。一方面要剥夺他们的自由,另一方面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改善他们的环境,以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和羞恶心。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谢觉哉以他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为不少蒙冤的同志,据理直言,顶风力争。他为所谓的“红旗党”冒险申辩,终于真相大白,许多人为此而得到平反。谢觉哉精于政务,勤于政务。他在土窑洞、油灯下,日理政务,经常写文章、日记,终于积劳成疾。毛泽东给谢老的许多信件中,有一次恳切地写道:“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调节,务不过劳。”但他还是日夜为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疾苦,呕心沥血。正如延安的老同志为谢觉哉祝寿赠诗所说:“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岿然议席称前辈,万口腾传载道碑。”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部长。1958年春,75岁的谢觉哉以年老体弱多病、难以胜任现职为由,向中央递交了《请辞部长职务书》。党中央、国务院虽然考虑了他的请求,但从党和国家人事安排的总体考虑出发,仍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担任国家副主席以后,准备推荐他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19594月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谢觉哉非常诚恳地希望中央再次考虑他的请求,但他所在的分组组长贺龙却代表与会代表对他说:“您别推辞了,这是中央经过深思熟虑的,您老德高望重,一贯重视法制建设,推荐您担任这个职务最合适。”贺龙的话音刚落,与会人员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支持。谢觉哉看到这热烈场面,也不好再多说了。“能多做事则心安”,这也是他的一贯作风。这年4月,他以高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55,谢觉哉与董必武来到最高人民法院。董必武讲话后,大家静听谢觉哉的就职演说。谢觉哉说:董老已经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要去领导全国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的事要我来接手。我对于这项工作,既缺乏学识,也缺乏经验,要重新学起。好在董老在这里已几年了,已经有规可循,还有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是在法院工作多年,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我相信,今后的工作不仅可以做好,而且还可以开展,可以搞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的司法工作经验来。这是他上任的声明———重新学起。

谢觉哉虽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我党著名的法学家。早在1927年大革命前,他就是湖南省革命法庭的主要法官之一,在中央苏区,他与苏维埃最高法院院长何叔衡共同起草了土地法、选举法等一系列苏区法律,构建了新中国法制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是中央法委会的重要成员,兼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并且是新民主主义宪法、民法、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等一系列新中国有关法律草案的重要起草人之一,他也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现在由他来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党心所向,人心所向。同时,人们也深知谢觉哉担任这一职务并不轻松,当时应该说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法制秩序遭受重创的特殊历史阶段。

1958年前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违背经济规律而急于求成的倾向。而刚刚建立起来的法制秩序也随着生产关系的急于改变而被放弃,给法制建设和法院工作带来了严重困难。当时政法机关刮起了一股“共产化”风,不少人认为现在既然“共产化”了,政法机关和政法人员及其束缚人的法律都可以不要了,由此带来的情况是:全国不少地方政法机关合并了,人员被抽调搞别的“中心”工作去了,司法工作中普遍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以言代法等错误现象。法官们感到法院工作越来越难做了。谢觉哉到任后,懂得肩上担子有多重,但是他从大家期待的目光中获得了信心和勇气,他已下定决心,尽管高龄,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他对党无声的誓言。

亲自平反冤假错案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人们的视线里,名高地显,工作则可松可紧,适合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有些医生和关心他健康的同志劝他道:“谢老,你的年岁大了,法院的工作就挂个名算了,何必花那么多气力呀!”谢觉哉知道这是人民对他的信任和关照,他说:“最高人民法院是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是极其严肃的工作,杀一个人是容易的,而不错杀一个人就不容易了。所以只挂名是管不好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能靠‘名’吃饭的,个人也不需要什么‘名’,而要多务实。挂名怎么行啊!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账’,我怎么得了呀!”逗得大家都笑了。

谢觉哉几十年司法工作的实践,深深体会到要不出现或少出现冤假错案,法院工作必须走出法院,多作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1958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国家事务中许多重大事项都不按规矩和程序办。在全国法院系统,当时的各地法院出现了用电报报案的做法。谢觉哉觉得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程序性改变的问题,而是严重影响办案质量,以致发生冤假错案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将严重影响法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心和期望。针对这个问题,他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等领导干部每年都要亲自办几个案件,并说:“批案一定要调案卷,否则,何必要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呢?杀人一定要慎重,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就不能再安上,我们一定要对人民负责。”他曾专门就这个问题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建议中央废除电报报案制度,恢复1956年以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死刑案必须同时报送案卷的做法,中央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改变了用电报报案的审核程序。

废除电报审批后,全国各省、市法院大批大批的案卷送到最高人民法院,一捆捆地堆满卷柜。谢觉哉以身作则,许多大案、重案坚持亲自办理。有的案卷尺把厚,甚至连凶器、血衣都放在卷内,审阅的时候十分费神费目力,谢觉哉并不因为自己年老力衰而草率从事,他看案卷十分认真。由于白天办案劳累过度,他夜里常常失眠。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提醒各级司法人员:“从冤案的数量来看只是少数,只占百分之几,但对一个被判冤刑的人来说却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百。对于冤判者本人、家属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该是多大啊!”

在谢觉哉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4年多岁月里,他视察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71所高级、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亲自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1963年,谢觉哉已80高龄,还坚持到各地视察。这年3月初,他从北京出发,先后到了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宜兴、镇江、扬州、南京等地,行程3000余里,历时46天。在视察过程中每到一地总要向各级法院抽调案卷亲自审阅。不管案卷多厚,总要看完。有一年他碰到湖南一个告状的,是湖南一位有名的烈士家属。她说,江西法院判她儿子是反革命,她不服。原判认定她儿子当过国民党长沙保安队的迫击炮连长。她说并没有这回事。谢觉哉看了材料后,发现这个人只有30岁,解放时只有20岁,又是一个颇有名的共产党员的儿子,国民党怎么会要他当迫击炮连长呢?但是判决书上说,这是有档案可查的。谢觉哉怀疑,到底是什么档案?查清没有?他作了细微的调查,认真地查阅了档案,这才弄清原来是同名同姓引起的冤案。那个真的迫击炮连长,在建国初期已被镇压了。由此可见原审判员判案时,并没有查阅那个档案。

1961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来了一起死刑案件请求核准,案情是:因连年遭灾,老百姓没有粮食吃,一个地主婆同社员一起上山拣蘑菇用以充饥。地主婆拣得最多,而且也交给了大食堂。当天,她在食堂帮着烧火。当蘑菇煮熟后,大家都抢着吃,她却不吃一口。结果,在吃蘑菇的社员中,有几个人中毒了。于是,大家一致怀疑是她搞的鬼,立即将其抓起来,移送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认为这个地主婆是在搞阶级报复,毒害贫下中农。经过层层审批,同意判处其死刑,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谢觉哉翻阅着厚厚的案卷,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蘑菇是她和社员们一起从山上拣来的,又一块下到锅里,怎么能证明有毒的蘑菇都是她拣来的呢?为什么有些人吃了没事,有些人就中毒了呢?这个地主婆是有意拣毒蘑菇,还是因为不认识而无意拣的呢?另外,她为什么只烧火,还敢当着众人的面不吃一口呢?谢老觉得此案疑点太多,毅然决定,将案卷退回,重查重审!云南省法院经过重新调查核实,终于弄清了真相:这个地主婆的确不会辨认蘑菇有毒无毒,她在大食堂里只烧火不吃饭,是因为烧火前已经在家里吃饱了。最后,云南省法院撤销了此案,将无辜的地主婆释放。

19613月的一天,谢觉哉接到了“亲戚”寄来的一封信,里面装了12斤粮票、2元钱和一份上诉材料。信是从甘肃某劳改农场寄来的,发信人叫张志运,其实他并不是谢觉哉的亲戚,之所以冒充这一身份,是因为想澄清自己的冤案,而之前他写过多次申诉材料都没有下落。谢觉哉仔细地看过材料以后,觉得此案有疑点,于是叫秘书给张志运回信:“告诉他,我们一定重视他的申诉,把粮票和钱都给他退回去。”接着,谢觉哉请有关人员调卷,了解此案。听取了阅卷人员汇报后,谢觉哉说:“我看这个案子值得重视,最高人民法院要亲自派人再进行调查。”最高人民法院迅速派了法官,会同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同志来到天祝藏族自治县作了深入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案情真相大白,这确实是一桩冤案。原来,张志运是一名医生。19527月,他随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医防第三队来到天祝进行性病普查与治疗。由于给一名13岁的藏族女孩进行妇产科检查时操作不当,而被诬陷为强奸,1953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张志运不服判决,两次提起上诉均被驳回。

最高人民法院调查组找到了“受害人”。这位当年的藏族女孩已经结婚,并且从卫校毕业,在一卫生所工作。调查时,她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和后来被人利用的经过。她悔恨地说:“现在我是医务工作者,也结了婚,据我的医学知识和生活经验来看,根本不是强奸。那时,因为我年幼无知,被坏人钻了空子,冤枉了好人。”19615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这一错案平反,宣布张志运无罪释放。天祝县法院将张志运从劳改农场接回天祝,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进行平反,并按照当时的标准补发工资。张志运提出家中有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要求回原籍工作,经组织联系,由陕西省铜川市给他安排了工作。为了感谢谢觉哉,出狱后不久,张志运便千里迢迢拎着土特产来到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谢院长帮我弄清了冤情,就让我见谢院长一面吧,我知道他忙,就一分钟好吗”?张志运说。接待室的同志被感动了,打电话告诉谢觉哉。谢觉哉说:“是我们法院让人家坐了8年的冤狱,道歉的该是我们啊!我无脸见人家。”接待室的同志劝了好久,才将张志运说服。

19625月,谢觉哉到陕西视察工作。在抽查法院案卷时,他发现“王为业反革命案”有可疑之处。某县人民法院负责此案的一审,认为王为业趁我党整风之机,向毛主席、周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了十几封信,“谩骂领袖”、“攻击党的政策”,因而判处其10年有期徒刑。王不服判决,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中院反而认为判决过轻,改判为20年。后由于他“抗拒改造”又加刑4年。王为业又向省高级人民法院写了控诉书,结果这回省高院将其改判为死刑。这种层层加码的判决,引起了谢觉哉的警觉,他将该案的全部案卷从头至尾看了又看,认定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他说:“人民群众对公社化、大跃进有不同意见,向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这有什么罪?”于是,谢觉哉建议,要各级有关法院对此案重新审判。当时“左”风日盛,有人怕重审这个案子犯“右倾”错误,谢觉哉说:“如果不重审,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后人翻阅案卷时,会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什么社会?写信都有罪,上诉还要加刑,这可怎么得了!”经过反复调查研究,王为业终于被改为无罪释放。谢觉哉为了对此事负责,也为了不让有关同志受到连累,特地在案卷上注明:“此案是谢觉哉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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